激烈的骑兵攻防是楚汉京索之战的主要特点,这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较早的骑兵作战的典型战例。京索之战是汉军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进行的阻击战。

京索之战是汉军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进行的阻击战。汉军被动局面的出现源于彭城大败,汉二年四月刘邦乘项氏主力滞留于齐地的有利战机,率大军长驱而攻入楚都彭城。正当刘邦为轻易到手的胜利庆祝的同时,项羽“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萧县,位居彭城之西,为汉军伐彭城及回撤的必经之路,项羽的战术指导思想是首先攻取萧县,切断汉军退路,以求歼灭刘邦主力。萧县被楚军攻占后,不仅断绝了汉军退路,而且从西面给仅注意防范北路的汉军以致命打击,“汉军皆走, 相随入谷、泗水,杀汉卒十余万人”。由于无法西退,汉军只好南撤,结果又在彭城南灵璧遭到楚军痛击,“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汉军土崩瓦解,只好分散突围,难以组织有力地抵抗。

彭城大败使得楚汉战局急转直下,面对楚军咄咄逼人的攻势,汉军不得不败退。但刘邦的败退也并非完全溃散,他亦采取许多措施来迟滞楚军攻势以争取喘息之机。主要策略有:首先派遣偏师继续在彭城一带纠缠项氏主力,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祁侯缯贺的战绩,“汉王败走,贺方将军击楚,追骑以故不得进,汉王顾谓贺:‘子留彭城,用执圭东击羽,急绝其近壁。’”这条重要的史料由于较为偏僻,很少为前人所注意。然后在丰、下邑、砀一线布置防线,丰守将为王陵,“以客从起丰,以厩将别定东郡、南阳,从至霸上。入汉,守丰。上东,因从战不利,奉孝惠、鲁元出睢水中,及坚守丰”。砀,刘邦也分兵留守。三城之中,尤以下邑最为重要。驻守下邑的则是吕后兄吕泽,《史记?高祖本纪》曰:“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从之,稍收士卒。”刘邦从虞县西撤时,又安排靳歙等人领兵保雍丘,“(靳歙)从东击楚,至彭城。汉军败还,保雍丘,去击反者王武等” ,构成了屏障荥阳的第二道防线。而且刘邦还派辨士随何策反英布,以分楚军兵锋。正是由于刘邦在彭城大败后的举措比较得当,因而当五月份项羽率师突破汉军防线攻至荥阳附近时,刘邦已经有了近月的充足时间整顿好军马,得以反击楚军于京、索之间。

楚汉京索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较早的骑兵作战的典型战例

激烈的骑兵攻防是楚汉京索之战的主要特点,这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较早的骑兵作战的典型战例。《资治通鉴》卷九对京、索之战记载道:“楚起于彭城,常乘胜逐北,与汉战荥阳南京、索间。楚骑来众,汉王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愿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乃拜灌婴为中大大,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骑兵击楚骑于荥阳东,大破之,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楚追师以骑兵为主力,并达到了相当的数量。《史记?项羽本纪》关于楚、汉彭城之战的记载中多次出现“楚骑追汉王,汉王急”的描绘,正是楚骑较精锐的反映。不过,项羽楚军的基干力量为起于吴楚等地的项氏子弟兵,主要当以步兵为主。直到汉代吴楚地仍然是少有骑兵,钱子文《补汉兵志》谓:“大抵金城、天水、陇西、安定、北地、河东、上党、上郡多骑士;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巴蜀多材官;江淮以南多楼船士。”其说甚是。景帝吴楚七国之乱时,吴军亦是多步卒而少骑兵。因此楚骑相比于继秦雄居关中,骑兵众多的汉军,难免要相形见绌。

京索之战中迎击楚骑的汉军骑兵为DU立编制的郎中骑兵,对此《史记?灌婴列传》记载较《资治通鉴》为详,“乃拜灌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击楚骑于荥阳东,大破之”。《汉书》叙事与《史记》略同,王先谦《汉书补注》释之曰:“即百官表之郎中骑将也。”《汉书?百官公卿表》则曰:“郎中有车、户、骑三将,秩皆比千石。”认为郎中骑兵即后来汉廷统属于郎中令的近卫骑兵。拘泥于西汉后世制度是王说之失,楚汉战争时各种制度较为纷杂,将郎中骑兵完全等同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员数不过千人的郎中骑将所辖侍卫骑军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京、索之战中的汉郎中骑兵的规模,要远远超过千人,其职能也不局限于护卫汉王刘邦。且灌婴以中大夫统帅郎中骑兵,地位要在秩位仅比千石的郎中骑将之上。案《汉书?百官公卿表》“卫尉”条,“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有丞。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后元年复为卫尉”,也可为灌氏所任中大夫地位较高的一个旁证。但点明郎中骑兵为刘邦驾前精锐则是王氏说法之长,灌婴能够成为郎中骑兵的统帅,正是由于他为刘邦丰沛旧人,关系甚密。还应说明的是,刘邦起兵后军中很早就拥有骑兵,如傅宽,“以魏五大夫骑将从,为舍人,起横阳。从攻安阳、杠里,赵贲军于开封,及击杨熊曲遇、阳武,斩首十二级,赐爵卿。从至霸上。沛公为汉王,赐宽封号共德君。从入汉中,为右骑将”; 靳歙,“以中涓从,起宛朐。攻济阳。破李由军。击秦军开封东,斩骑千人将一人,首五十七级,捕虏七十三人,赐爵封临平君。又战蓝田北,斩车司马二人,骑长一人,首二十八级,捕虏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为汉王,赐歙爵建武侯,迁骑都尉”。以上都是汉军中有名的骑兵将领。樊哙在还定三秦后也曾统领骑兵,“从击章平军好峙,攻城,先登陷阵,斩县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级,虏二十人,迁为郎中骑将”。

楚汉京索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较早的骑兵作战的典型战例

影视剧中的灌婴像

京索之战时刘邦又对郎中骑兵进行较大的整顿与扩编,从前引《资治通鉴》、《史记?灌婴列传》的记载看主要是补充进大批善于骑射、有骑兵作战经验的关中秦人,不但李必,骆甲等中层指挥官多为秦人,普通骑士也当多为秦人。大批秦人加入汉军,无疑是汉军骑兵实力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的主要原因。京索之战胜利后,由于刘邦、项羽对峙的成皋、广武一线的正面战场多为阵地拉锯战,刘邦一直将这支汉军骑兵精锐交给韩信、灌婴指挥,屡次挫败项羽的骑兵,立下了赫赫战功。

《史记?灌婴列传》:“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乡。以御史大夫受诏将郎中骑兵东属相国韩信。”傅宽、靳歙等骑兵将领也先后“属淮阴” ,归韩信、灌婴指挥。翻检《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笔者发现高陵侯王周、杜衍侯王翳、赤泉侯杨喜、中水侯吕马童,乐成侯丁礼等分任骑司马、骑将、郎中骑将、郎中骑的中下级骑兵指挥官亦曾在韩信、灌婴麾下建功立业。可见汉军这支骑兵队伍已有相当规模,其战斗力绝不低于项羽的西楚骑兵。

京索之战为楚汉双方的骑兵大战,也与当地的地理条件有关。京索之战爆发的地域在秦、汉荥阳城东南方向的京、大索、小索三城间,《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京县城在郑州荥阳东南二十里。郑之泉邑也。晋太康地理志云郑太叔段所居邑。荥阳县即大索城。杜预云成皋东有大索城,又有小索故城,在荥阳县北四里。”《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又补充道:“京县,秦属三川郡,汉改曰河南郡。”并指出:“《括地志》所谓荥阳县即大索城,乃唐之荥阳县。”可见唐荥阳城业已较汉荥阳古城东移。汉荥阳古城在地理环境上为山地与平原的重要分界线,自荥阳往西多为地势崎岖的豫西、晋南,陕东交界的崤,函山区,兼以水流湍急的黄河,极利于凭险扼守。荥阳向东则主要为黄河冲积平原,包括京、索,郑州,开封等在内的广大区域皆为号称“梁、楚之郊”,便于车骑攻战的平坦地区。汉景帝吴、楚七国乱时,吴将桓将军曾劝说吴王曰:“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雒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这也是淮南王刘安谋反,欲“绾成皋之口” 以绝汉车骑东出的策略。正是京、索间的平坦地带,为楚、汉双方的骑兵攻战提供了绝佳的舞台。

汉军能够得以在京,索之战中击破气势正盛的楚师,主要得益于刘邦从彭城退回荥阳后招集溃散众军,《史记?项羽本纪》即云:“汉王间往从之,稍稍收其士卒。至荥阳,诸败军皆会。”除刘邦沿途收集兵马外,韩信的散兵也同刘邦汇合,《汉书?韩信传》曰:“二年,出关,收魏,河南,韩、殷王皆降。令齐、赵共击楚彭城,汉兵败散而还。(韩) 信复发兵与汉王会荥阳,复击破楚京、索间,以故楚兵不能西。”

萧何调集征发关中人力、物力源源不断地供给前线,也是汉军实力在彭城失败后得以迅速恢复的关键因素之一。《汉书?高帝纪》记载京索之战时,“五月,汉王屯荥阳,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所谓老弱未傅者,颜师古注引如淳曰:“今老弱未尝傅者皆发之,未二十三为弱,过五十六为老。”但这实际上是西汉武帝以后的制度,根据出土云梦秦律推算,秦傅籍给公家徭役的起始年龄当为十七岁,可见弱者要低于十七岁。从《史记?灌婴列传》、《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等所反映京索之战时汉军扩编的骑兵多由关中秦人组成的情况来看,萧何所发关中士卒未必尽为老弱,因为老弱残兵组成的乌合之众是不会有较强战斗力的。所以笔者认为,史言萧何发关中老弱诣军,只是极言强调其竭尽全力而已,实际情况仍当是以发丁壮至前线参战为主,老弱者大概是承担为大军运送粮饷等后勤保障任务,《史记?高祖本纪》“丁壮苦军旅,老弱疲转饷”的记载就是较好的证据。由此可见,由于刘邦的从容调度,萧何保证了汉军既得到源源不断的兵力、物资补充,又安排汉将韩信、灌婴亲自指挥,加以在荥阳得到充分休整,以逸待劳,有力量阻击并打败楚兵于京索一带,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相比于元气日益恢复的汉军,楚军却逐渐成为一支疲惫之师。应该说,从齐地回师的三万楚军无疑是楚军的精锐,是霸王项羽赖以纵横天下的基本力量,战斗力是很强的。但正如《孙子兵法》所云:“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经过近三个月之久地不停顿地激战与长途跋涉,这支精锐楚军已臻于强弩之末的窘境。从双方第一线兵力对比看,楚军也相当不利。由于后续步兵主力尚未能跟进,前线楚军的兵力过于单薄,受挫于兵马日益雄厚的汉军并不意外。项羽对这种情况当也是有所了解的,因而他在京索之战失利后没有继续做盲目的强攻,而是适当地转入短期休整,平定后方,调集援兵,直至是年八月后才重新对荥阳一线的汉军发起大规模进攻。

京索之战本身的规模在楚汉战争中并不甚大,但它在战略上却对楚汉战争的全局影响较深。可以说京、索之战标志着楚汉战争试探性序幕战的结束,战争进入双方凭实力艰苦角逐的对峙阶段。本来,刘邦还定三秦、平定关中后正式出师讨伐项羽,“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进展得极为顺利,并乘项羽滞留于齐的时机,轻易地攻入了楚都彭城,“收羽美人货赂,置酒高会”。此时,刘邦颇有大功告成、项羽不难消灭的想法。但彭城大败无情地打破了他的梦想,直至派韩信、灌婴在京索击败楚追兵。此后,刘邦意识到攻灭项羽决非易事,特别是像彭城之战那样的盲目决战对汉军是相当危险的。因此他采取阻险固守于荥阳、成皋、广武一线,尽力与楚军周旋,并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最大限度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与楚比拼整体实力。由于项羽缺乏战略头脑,几十万大军被刘邦牵制滞留于荥阳成皋战场,逐渐丧失了正面战场的主动权。从彭城大战至京索之役,楚、汉双方对彼此的实力、特长、缺点皆有了较清醒的认识,再重演战争初期那种疾风暴雨式的长驱急进攻势是极为困难的,实力的对比决定了战争由此进入相持时期。秦汉之际的奇士蒯通就曾注意到了京索之役在楚汉战争中的转折意义,《史记?淮阴侯列传》记其语曰:“楚人起彭城,转斗逐北,至于荥阳,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于京、索之间,迫西山而不能进者,三年于此矣。

汉军夺取京索之战胜利的直接意义,是为汉军赢得了近三个月的喘息机会,这对彭城失败后处于风声鹤唳中的汉军来说,无疑是极为可贵的。京索之役后,项羽军转入休整,未立即急攻荥阳,刘邦则乘机进行稳定后方、清除异己等活动,为汉三年开始的楚、汉新一轮大战作好了必要的准备。关中为刘邦的根本重地,因而在京索之战胜利后不久他即回到关中,“六月,汉王还栎阳。壬午,立太子,赦罪人。令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引水灌废丘,废丘降,章邯自杀。雍地定,八十余县,置河上、渭南、中地、陇西、上郡。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时祠之。兴关中卒乘边塞。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汉军后方得以完全巩固。

另外,彭城在大败后,许多原本归附刘邦的诸侯王与其他小股割据势力纷纷脱离刘邦,或归楚,或自立。这些军事集团大多散居于楚、汉间战略地位颇为重要的区域,刘邦对他们的态度是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在击退楚军后,刘邦立即下令予以清剿。如《史记?灌婴列传》即曰:“击破柘公王武军于燕西”、“击王武别将恒婴白马下,破之”。其中最主要的军事行动则是平定地据腹心地的魏豹, 事见《史记?淮阴侯列传》:“汉之败却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汉降楚,齐、赵亦反汉与楚和。六月,魏王豹谒归视亲疾,至国,即绝河关反汉,与楚约和。汉王使郦生说豹,不下。其八月,以信为左丞相,击魏”,“定魏为河东郡”。对于汉军上述军事活动,楚军却都未能做出及时地强有力地反应,这正是汉军在京索之战中获胜的结果。

登录